印度意识到，试图排斥中国制造业的同时吸引中国资本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。2026年，印度放松了一些对邻国投资的管控，传达出改善外资环境的意图。然而，政策改变并不意味着资本会立即回流，企业不会因一次政策松绑就忽视之前的审批障碍，也不可能轻易将大量资金投入未必有保障的市场。

需要关注的是，印度此时为何改变策略。从2020年起，印度加强了对邻国的投资审查，增加了来自中国资金的进入障碍。2026年3月，印度内阁对此作出调整，规定为小额非控制性投资开通自动审批通道，并为某些制造业投资制定限时审查机制。这一变化反映了经济需求与原有政策之间不可忽视的矛盾。

印度希望迅速发展电子制造、新能源等行业，但又希望保持对投资进行严格审查。虽然它希望借助中国供应链的优势，但也意图减少对中国技术的依赖。追求这两个目标固然可以，但仅靠限制外资很难达到。

截至2026年8月，印度对新规实施后的外国直接投资申请数为29项，涉及约489.6亿卢比（约5.1亿美元），但这些投资并非全部来自中国。这些申请的阶段性复杂性包括申请、审批、资金到位和工厂投产，不能直接视作资金流入的保障。

实际上，更需要面对的是影响中国企业投资的原因，以及现在的环境是否已足以促使他们改变决策。自2020年以来，中国资金的投资受到额外的审批障碍，而印度当时又希望扩大本土制造，然而面临资金和产业配套的困扰。比如，中国电动车企业比亚迪尝试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推进合作，因进展不顺而未能成功。

电动车行业尤其凸显了这一问题，建厂并不仅仅是租赁工厂与搬运设备，生产各环节如电池和软件系统都需要相互配合。虽然印度可以要求本地化生产和环保合规，但如果企业不能预见项目能否批准、技术投入如何保护，稳定的投资决策就会变得难以实现。大型制造项目的投资周期往往很长，政策风险将直接影响成本核算。

另一方面，贸易与投资之间的落差也是印度面临的难题。2025-2026财年，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达1121亿美元，尽管这样的贸易不完全意味着经济受损，但如果长期依赖进口却没有足够的本土配套能力，产业升级将显得遥不可及。

例如，稀土永磁材料被广泛应用于电动车和其他高精尖产品中。中国实施对稀土的出口管制，导致印度企业面临供应链压力。虽然印度可以寻求其他供应来源或提高本地加工能力，但这一过程需要长期投资与技术积累，短期内无法简单替代中国的经验。

印度此次政策调整限于部分领域开放，而非全面放开。新规允许不超过10%持股的投资通过自动审批进入市场，但其它投资仍需遵循规定，限制稍有放宽，但并未消除所有限制。为了引进大型产业项目，印度一定要解决多种投资模式准入的问题。

中国企业也会关注其他市场，东南亚及中东、欧洲的机会同样吸引他们注意，因此单靠此次政策调整难以确保中企会大举回流。